记者 王珍

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周四在媒体交流会上表示，面对外部冲击，当务之急是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、加快已有债务额度内的拨付和支出，来提振内需，尤其是刺激消费和稳定房地产。

在交流会上，陆挺深入剖析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，他认为，美国庞大的双赤字（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）、债务问题、制造业空心化及贫富分化等深层次矛盾，是导致其对华遏制政策的根本原因。他预测，未来中美冲突将更多转向非关税领域，特别是本届政府推出的“美国优先投资政策”或进一步限制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。

基于贸易冲突升级的情况，陆挺预计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较一季度的5.4%有较大程度的回落。他特别指出，过去几年出口增长有效对冲了房地产下行压力，但现在出口、房地产这两大引擎可能首次出现同步萎缩的情况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陆挺指出，当务之急是稳住股市、汇市、楼市，而从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轮交手来看，“中国政府在过去两个星期做的非常好”。

“美国那边是股债汇三杀，到了中国这边情况就很不一样，我们在非常关键的几天，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给我们的‘国家队’提供再贷款，实际上就稳住了股市，这点非常重要。”陆挺说，同时，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保持了基本稳定，而汇率的稳定又有助于股市、楼市的稳定，尤其是后者。

接下来，他表示，要将政策重心放在刺激消费和稳定房地产上面。

对于刺激消费，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，一是考虑耐用品消费之外的消费刺激，尤其是旅游、酒店、餐饮等服务行业，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潜力；二是借此机会下决心去改革社保体系，因为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关键在于完善社会福利体系。

陆挺建议，应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与职工社保体系的差距，将城乡居民纳入职工社保体系；将失业大学生纳入失业保险体系；进一步提高1.7亿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收入。

“今年‘两会’的时候，城乡居民的养老金（每月）每人增加了20块钱，对1.73亿的城乡居民来说当然很好，但是我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多，在目前这样的背景下，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比改革中国的社保体系、养老体系更有用。”陆挺说。

他进一步指出，首先这些人是低收入人群，提高其收入对拉动消费的边际效应更大；其次是为广大的农民工降低赡养老人的负担；第三是提升农民工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，从而间接地刺激消费。

“现在农民人均养老金仅约240元，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确实是太低，考虑到各种历史因素以及农民对于整个国家的贡献，提高这些人的养老金收入，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。”陆挺说。

对于房地产，陆挺表示，虽然某些特定的地区如发达城市、沿海地区的楼市出现了局部复苏的迹象，但全国性范围的企稳复苏还未出现，“所以我们应该下定决心，在房地产方面做更多的事情。”

他表示，一方面，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，要让市场出清，该破产的就要破产，不能让债务不停地滚动，同时，加大保交房的力度，这实际上也是变相地支持开发商；另一方面，从财政、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讲，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考虑降准降息。

但陆挺同时强调，不要对降准降息抱有过高的期待，因为现在人民银行提供流动性的方式有很多，比如二级市场购买国债、买断式回购等。

“虽然二季度可能降息降准，但更应关注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。”陆挺说， “总的来说，降准降息有一定的必要性，但对实体经济真正的影响是有限的。当务之急是增加一些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、加快已有的债务融资框架额度里面的拨付和支出，尤其是在刺激消费和稳定房地产方面，我认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”